蒋震 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副研究员

根据科技创新的生命周期特征，实施差异化、精准化的税收政策，助力企业更好统筹不同阶段的风险收益。科技创新是具有强外部性、高风险性的活动，从其生命周期特征来看，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阶段以及初创期的风险水平更高。但是，当科技创新成果成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并被社会所接受，其社会价值或利润增长非常快速，将全面覆盖、补偿前期投入。这意味着，处于不同阶段的科技创新主体的政策需求具有一定差异性。在初创期，考虑到科技创新主体投入大、利润少甚至无利润的情况，所得税优惠政策效果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。笔者认为，一个更加理想的政策思路是在初创期，更多采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、亏损弥补、退税等组合手段，激励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。进入成熟期后，再更多采取所得税税率优惠等政策，以更好激励科技创新主体不断扩大再生产等。

更加鼓励社会分工，税收政策支持对象从单一个体的“点”转向产业链、供应链整体的“链”。笔者认为，税收政策支持科技创新的关键在于，提升科技创新领域的社会化生产能力，促进形成科技创新的社会分工体系，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。在科技创新的社会分工体系中，产业链、供应链是其中的重要方面，其在现实运行中非常复杂。例如，一个科技创新企业的背后是复杂的服务供应商体系，包括知识产权服务、金融服务甚至劳务服务等。对此，税收支持政策不仅要聚焦在科技创新主体这个点上，还应探索将产业链、供应链相关环节一并纳入政策范围。为推动提升科技创新分工效率，让产业链、供应链不同环节的分工协同效益发挥到最大化，有效鼓励科技创新主体通过外包等方式拓展社会分工体系，全面形成促进科技创新的社会分工体系。

优化区域税收分配政策，增强各区域维护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积极性。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步伐不断加快，让区域分工成为社会分工的重要内容。随着科技创新产业链、供应链不同环节在区域间分工水平不断提升，越来越多的科技创新主体呈现出跨区域生产经营的特征。因此，优化区域税收分配，确保不同区域的价值创造与税收分配相适应，成为维护科技创新领域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。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过程中，转化地未必与策源地完全一致。根据现行税制，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地往往会分享绝大部分的税收份额，从而导致区域之间税收分配不平衡问题。如果该问题持续存在，可能会一定程度上影响不同区域的分工合作关系，甚至会影响各地在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领域的投入激励。笔者认为，应正确处理科技创新成果策源地和转化地之间的税收分配关系，适度增加前者的税收分配份额。这是因为，科技创新成果策源地，特别是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成果策源地，往往经历了长时间的高投入、高风险。建议进一步优化区域税收分配政策，适度增加科技创新成果策源地的税收分配份额，确保不同区域的价值创造与税收分配相适应。

继续强化针对科技创新人才的税收政策支持。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，科技创新人才的培育至关重要。科技创新人才的培育，可能要经历一个较长的周期，甚至付出巨大的成本。与之相应，在税收政策方面，给予科技创新人才更大范围、更长周期的成本补偿。科技创新成果的形成到转化通常也会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，有时长达十几年乃至几十年。对此，需要全面考虑成果转化收益和成果形成过程中的成本支出，以全面合理地确定科技创新人才的税负水平。

统筹处理好税收政策与税收征管的关系。统筹好税收政策与税收征管的关系，在不断增强税收政策相关要素确定性的同时，针对科技创新活动实行更加包容的税收征管，鼓励科技创新主体自我试错、纠错，鼓励各级税务部门开展监管创新，依法保护征纳双方的合法权益。